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（记者杨金志、张建松）全国政协委员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家伦对记者表示，深海科研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内容，大洋钻探船则是深海科研的核心装备。周家伦建议将建造大洋钻探船列为“十二五”建设的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之一，使我国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拥有深海科学钻探能力的国家。

　　周家伦所在的同济大学拥有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，这是我国深海科研的领军机构之一。周家伦说，４０多年来国际深海科技的发展表明，深海科技的重中之重在于大洋钻探船。１９６８年美国启动“深海钻探”计划，成为国际地学界为时最长、影响最大的合作计划，至今仍在实施，已经在全球各大洋钻井近３０００口、取芯近３０万米，验证了板块构造理论，创立古海洋学，揭示了气候演变的规律，发现了海底“深部生物圈”和“可燃冰”，引发了整个地球科学领域的革命。

　　早期的深海钻探船由美国提供，因此３０多年来美国始终在大洋钻探中占据主导地位。２００５年，日本新建５．７万吨的“地球号”钻探船进军大洋钻探，配备了立管钻探装备，钻进时能使用泥浆循环，理论上可以钻穿地壳，使得日本在大洋钻探中突飞猛进。近年来，欧洲的钻探船研究也有新的突破。

　　周家伦说，我国于１９９８年加入大洋钻探计划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但是，我国在大洋钻探中没有任何技术装备，至今只是大洋钻探的一名“参与成员”，这与我国应起的作用很不相称。目前，美、日等先进国家的政府的支持能力下降，难以完成全年度的钻探计划；同时，国际钻探船技术上也出现新突破。如果我国能抓住机会，采用崭新技术建造一艘新型大洋钻探船，就有可能在国际海洋界脱颖而出，成为大洋钻探一支新的生力军。

　　周家伦建议国家将建造大洋钻探船列为“十二五”建设的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之一，使我国成为继美、日之后，第三个拥有深海科学钻探能力的国家；引进国际发展的最新技术，使我国的大洋钻探船兼有２万吨级的大小和立管钻探功能。

　　他还建议，我国大洋钻探船的运行和管理，应采用基础研究与产业部门相结合的模式，一部分时间用于国内和国际的基础研究，一部分时间用于石油和矿产等部门的深海油气、“可燃冰”及其他深海资源的勘探。